名家评论 | 《边城》究竟好在哪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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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一期的文章中，我们一起走进了著名文学家汪曾祺眼中的《边城》：
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李健吾、黄永玉、钱理群、许子东等名家是如何评价沈从文和他笔下的《边城》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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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健吾，笔名刘西渭。近代著名作家、评论家、戏剧家、翻译家。著有话剧作品《这不过是春天》等。他的文学评论集《咀华集·咀华二集》中收录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评论作品，其中就包括对沈从文《边城》的评论。
我爱《边城》
如若有人问我，“你喜欢《边城》，还是喜欢《八骏图》，如若不得不选择的时候？”我会脱口而出，同时把“欢喜”改做“爱”：“我爱《边城》！”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城市人，一个知识分子，然而实际是，《八骏图》不如《边城》丰盈，完美，更能透示作者怎样用他艺术的心灵来体味一个更其真淳的生活。
可爱
这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
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。仿佛有意，其实无意，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，走进他理想的世界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。人世坏吗？不！还有好的，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，看，这角落不是！——这些可爱的人物，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，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。他们心口相应，行为思想一致。他们是壮实的，冲动的，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，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。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，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：成人之美。老船夫为他的孙女，大佬为他的兄弟，然后倒过来看，孙女为她的祖父，兄弟为他的哥哥，无不先有人而后——无己。这些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。父亲听见儿子死了，居然定下心，捺住自己的痛苦，体贴到别人的不安：“船总顺顺像知道他的心中不安处，说，‘伯伯，一切是天，算了罢。我这里有大兴场送来的好烧酒，你拿一点喝去罢。’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一筒酒，用新桐木叶蒙着筒口，交给了老船夫。”是的，这些人都认命，安于命。翠翠还痴心等着二佬回来要她哪，可怜的好孩子！
《边城》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
这里一切是谐和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，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，一件艺术作品，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。一切准乎自然，而我们明白，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，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。细致，然而绝不琐碎；真实，然而绝不教训；风韵，然而绝不弄姿；美丽，然而绝不做作。这不是一个大东西，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。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，我保险这是一付可口的良药。
——摘自李健吾 《咀华集·咀华二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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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永玉，祖籍为湖南省的凤凰县城，是我国著名的画家、雕刻家、文学家。他曾回忆录《沈从文与我》一书中，追忆了沈从文对他的栽培、鼓励与帮助历程。在黄永玉的笔下，沈从文平常而从容，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。
人确实是可以创造奇迹的
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，其中收集了从文表叔的几乎全部的著作。我不仅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，他是那么深刻地了解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感情，也反映出他青少年时代储存的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语言的魅力，对以后创作起过了不起的作用。对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来说，这几乎是奇迹。人确实是可以创造奇迹的。
文学在他的身上是怎么发生的？
他的故乡，他的家庭，他的禀赋，他的际遇，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那一闪即逝的机会的火花，都是他成为文学家的条件。
在作品中，他时常提到故乡的水和水上、水边的生活。少年和青年时代，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，加上年轻的活跃时光，自由的情感，以及对于自己未来命运严肃的“执着”。
——摘自黄永玉《沈从文与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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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理群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。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、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，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，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。他曾在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一书中，深入评价了沈从文及其《边城》。
他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
《边城》等作品所体现的京派揭露社会的最后归宿是人性返归自然、返回过去。
作者心之向往的童年期的湘西土地，宁静的生活、淳厚的人情、正直、朴素、信仰简单而执着的地方民族性格。用自然风光烘托人物的成功笔法，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色彩的渲染，浓厚的乡村风俗画的细腻描绘，形成沈从文式的乡土抒情体作品。
正是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“民族品德的消失”，“人性”（民心）的堕落，以及人的“不可知命运”的忧患意识，以及“重造”民族品德的理想追求，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。
对人们特异“生命形式”的叙述
沈从文对下层的故乡人民、包括农民、兵士、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、吊脚楼的娼妓、童养媳、小店伙等，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与温爱。
他的大部分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小说，便是对这些人们特异“生命形式”的叙述。这里有血和泪，有人格的习以为常地遭践踏，有追求平凡幸福理想的破灭。
——摘自钱理群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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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子东，出生于上海市。香港岭南大学前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。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兼职教授，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。他在《许子东现代文学课》与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中，都详细评价了沈从文及其《边城》。
描写人与人矛盾冲突的另外一种可能性
叔本华论悲剧三个类型。
第一种是，“造成巨大不幸的原因可以是某一剧中人异乎寻常的，发挥尽致的恶毒，这时，这角色就是肇祸人。”
第二种是，“造成不幸的还可以是盲目的命运，也即是偶然和错误。”
第三种是，“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；这就无需乎（布置）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，也不用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；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，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之下，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，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明明知道，明明看到却互为对方制造灾祸，同时还不能说单是那一方面不对。”
最难写的是第三种悲剧。没有坏人，也没有突发事件。就事论事，谁都是对的，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，或者性格不同，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，从而产生悲剧。这种悲剧是最深刻的悲剧，是最无解的悲剧，也是最难写的悲剧。
《边城》就是这样，船总顺顺虽然有钱，但人很好，大佬、二佬也是很好的年轻人。整个《边城》里找不到坏人。可事情其实坏透了。老头死了，外孙女嫁不出去了；追求她的两个男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走了；他们的父亲也不开心，嘴里说不出，心里可能在责怪翠翠给两个儿子带来的命运。这件感情的纠纷，导致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都不快乐。这就是“众多好人合起来做了一件坏事”。
《边城》是一首牧歌
《边城》是一首牧歌，美丽、忧郁、凄凉。按照夏志清的推崇，沈从文“对古旧中国之信仰，态度之虔诚，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”。
“乡土”不仅相对城市，不仅代表地域，还寄托族群意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包涵“民族—国家”寓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，一直以乡土为主流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“乡土文学”，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，沈从文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——摘自许子东《许子东现代文学课》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
资料整理：柳家葳
图片来源：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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